我不知道自己是大概几个月大的时候学会行走的，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愈发觉得人生有两次学会行走的机会。年幼时，身体上学会了行走；青年时，精神上学会了行走。

两年前，刚入大学的我出于对文字的热爱，加入了学校的记者团，比起越来越精炼明晰的文字，这段经历更多地教会我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行走。

最开始，行走这门必修课是我的采访对象刘春阳教给我的。刘春阳是一位大龄支教队员，他的故事开始于凉山州布拖县乌依巷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行政村，2020年6月30日，这里终于通上了公路。而2018年8月刘春阳去到那里时，这里还是“俯降千仞，仰登天阻”的“无人之境”。林川小学坐落在半山腰，村庄布于山顶，山脚就是湍急的金沙江。

来回两个多小时山路接送学生，刘春阳一走就是两年；为孩子搭建洗浴间，改善村庄卫生条件；演一众留守儿童的父亲；将全班学科平均分拉高十几分……他用不长的时间，在中西部的版图上走出了一道圆弧，书写了充满意义的人生。

2020年7月，此时的凉山州枝叶丰茂、翠绿欲滴，而绿意盎然的美景下却“暗流涌动”，丰沛的雨水让这里泥石流多发。刘春阳刚带完一届小学毕业班，打听到邻县的金阳中学条件更好、教育资源更加优质，还在当地招生，就带上了班里几名孩子前去“赶考”。在小升初赶考路上，刘春阳一行人两次遭遇塌方，时间紧迫，他在确保了脚底的相对结实之后，带着孩子手拉手淌过塌方道路，泥流没过半条腿，碎石直接滚到崖底，手边悬崖下就是滚滚长江。他给我介绍这段经历时，我除了佩服他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行动之外，更加困惑这样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为什么要在这艰苦的地方“自讨苦吃”？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让你退休后还前往偏远山区支教？他说：理想让我上瘾，行走让我满足。清晰地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面带笑容、字字铿锵。他坚定温和的目光中，折射出的是宏伟的家国情怀。关于刘春阳的报道我写了很久，生怕错过细节的报道不能展示他行走的故事，这也让我从他的经历中感受到了更加崇高与真实的价值。

记者，就是在行走中“记着”，跟不同类型的人和群体有互动、有对话，从他们身上我能够了解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基层社会、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

2022年暑假，我在一次旅途中遇见一位同龄人，他是长安大学的大三学生。他健谈的性格让我俩很快熟络起来，深入攀谈之后，他的经历也让我感慨。他来自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整个山区只有一个破旧建筑临时搭成的学校，没有年级概念，全校只有两个所谓的“班级”（这是他后来的表述，那时候他根本不明白作业本封面上的“班级”是什么意思）。每天要通过羊肠小道般的山路走去学校，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里慢慢走出来，一步步考到县城学校，再考到省城……直至大学。

他说这一路和其他富庶地区的孩子没法比。深冬里学校还要烧煤炉取暖，即使这样，煤球都得省着用，往往是冻得手脚龟裂。南方渴望的雪景，在那里是大雪封山。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之稀缺的教育资源，许多孩子都走不出村子。“许多人读不过小学，就开始闯荡社会。”他介绍，这一路看见了误入歧途的人也看见了刻苦奋斗拼搏走出来的人，他的经历让他产生了一种情愫，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改变这现状。他的言说让我接触到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人生，让我摒弃在与生俱来的环境中培养的定式思维。

学生记者的经历，让我学会了精神上的行走，让我在行走中与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产生精神上的交流，让我与中国最为真实的基层社会发生了碰撞、交叠和融合，我的生命也被带入了一个新的现场。

遍历大地才会有充满温度的文字，行走人间才会有知行合一的坚定。行走让我的每个字都落在这片土地上，更加丰富、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我开始逐渐理解行走是解决疑惑的“捷径”。当我只在大学里接受理论知识时，总会感慨“远方的哭声”，宏大的观念与站位总会让人飘飘然，脱离现实产生傲慢，结果就是四处碰壁，对现实产生怀疑。行走之后，去到远方，见到现实，以渺小之姿应对宏大，渐渐才理解它的意义。

学生记者的行走经历，让我有了一种从观察者、研究者转变为参与者的冲动。于是，今年我加入了支教队，与青年朋友们一道，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实现青春价值。幸运的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选择，而是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的选择。当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走、奋斗，用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国家，这是00后一代的选择，更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才能跑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