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看到陈列柜中的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讲了一个“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其实，在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前身）所在的东营市，也有关于第一版中文《共产党宣言》的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时为华东石油学院社科研究室主任和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余世诚教授，参加了调查、收集和考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校报将分两期刊发余世诚教授的文章，希望读者从中感悟真理的味道，汲取成长力量。

第一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发现

1848年2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党宣言》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证书。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已有1000多个版本，以200多种文字出版，成为公认的世界上传播最广的政治哲学著作。

但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何时在中国出版的？它是什么模样？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谜。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发现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实物。

我们党和国家曾出版和发行了很多个《共产党宣言》的版本，但唯独这第一个版本的实物空缺。这是中共的“第一经”，老一辈革命家曾因学习这本经而发蒙，把《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创建了新中国。可是革命成功了，这“第一经”却消失了，实在令人不安和怅然。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选为东营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后又任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在赴广饶县考察时，县博物馆保存的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引起我们的关注。此书的封面上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头像，而书名显然有误，把“共产党”错印为了“共党产”。封底版权页写着的出版日期，要比已发现并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浅蓝色封面的1920年9月“再版”本要早一个月！

我们初步断定它就是学界一直在寻找的最早的版本，即中共的“第一经”。我和我们文史委的同事们以兴奋的心情，当即向山东省领导做了报告，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李昌安亲自批示要求“加强调查研究和保护”。随后我们又报告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组成了由石油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东营市政协和广饶县同志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围绕着该书的版本、传播、保存和征集等，到广饶刘集村召开老农调查会，赴济南、上海、北京访问知情人，查阅历史档案，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考证工作。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是：此书就是中文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领域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非但如此，此书可歌可泣的传奇经历，又是一曲威武雄壮的歌，它是一部对我们后来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信仰教育的好教材。

南陈北李筹备建党中共有了第一本经

1920年，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联络下，正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春天，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和陈独秀找到日文和英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约请从日本留学归来、曾任杭州第一师范教师的陈望道，把它翻译成中文。陈躲在故乡浙江义乌农村一间小柴屋里，用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工夫，终于译完了全文。随后，他到了上海，把译稿交付给刚刚建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印刷。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立即在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了“又新印刷所”，印出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

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本中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封面印有马克思的头像。所印1000册很快赠售一空。

这是中共的“第一经”，它形象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形成的时候，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那曾经指导过中国革命的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实物，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里没有被发现。于是，学术界和社会对这本书的出版和传播情况，就有了纷纷纭纭的不同说法。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开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时，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会议并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他见到此书的译者，上海复旦大学老校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陈望道，关切地问他《宣言》最早的版本找到没有，陈老遗憾地摇了摇头。大会闭幕后，陈望道带着总理的嘱托，至北京图书馆考察该馆收集的各种《共产党宣言》版本，期望着能有新发现。有一个水红色封面的版本，引起他的注意，端详了许久说：“这才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也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可是，这是一个残本，缺失封底版权页，还是不得知它的出版时间。他只好在该残本的复制件上签了名，没有对出版时间作出判断。不久，周总理于1976年1月逝世，陈望道也于1977年10月去世。

《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之谜，就这样遗留了下来。

广饶竟有惊天发现最早版本书名排误

早在1975年，广饶县博物馆就征集到一本老党员曾学习过的书《共产党宣言》。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没能对这件文物作科学鉴定，这本书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更没有报送中央相关部门，让当时还健在的译者陈望道作出判断。

一直到1986年，我们联合考查组来到广饶县博物馆，才对此书做出了周详的考察和鉴定。与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本或其他历史图片集发表的版本相比较，广饶藏本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其封面是水红印色，而革博的再版本封面则是浅蓝色。在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上端，自右而左横印的标题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把“党”与“产”两字颠倒了，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封底版权页上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字样。由此可知，它是比革命博物馆的“再版”本要早一个月的版本，是北京图书馆被陈望道先生鉴定过的那个残本的完整的全本，就是我们苦苦寻找而终于找到的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全本！

这就是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史学价值和意义所在。但是，它的意义还远非仅此。它不是在书架或高阁静静躺了六十年的一本书，而是从血与火的历史中走来的一本革命文献。

围绕着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流传，发生了一连串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广饶藏本来龙去脉“葆臣”印痕诉说根由

广饶收藏的这本《共产党宣言》，是从革命老区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征集来的。但，它是怎样流传到这里的呢？有一个细节引起我们的关注。在其首页的右下角，盖有一方朱红印痕，铭文为“葆臣”。经查，“葆臣”即张葆臣，他是济南地区的一名早期党员。他当时在俄国人办的道胜银行济南分行当职员。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因此常有机会来往于济南、上海之间。他在党内的工作是负责发行党刊和马克思主义书籍。这样，他得到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并在首页印上了自己的名章。

可是，身为道生银行职员、在党内主要负责联络工作的张葆臣，并没有离开济南，更没有被派往广饶或附近地区工作。他保存的这本印有自己名章的《共产党宣言》，怎么会到了离济南几百里之外的广饶农村呢？

女杰雨辉迈出刘集经典《宣言》带回故乡

地处鲁北平原、渤海之滨的广饶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新思想新文化的春风吹到了这里。在“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激发下，一批热血知识青年纷纷冲出农村，到城市求学，寻找救国安邦真理。他们当中一些人在外地接触了共产党人，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书义著作，而成为共产主义者，有的还成为职业革命家。如刘集村的刘子久和西李村的李耘生，他们是1923年在益都省立十中上学时，受到国文老师、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翔千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王老师引导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认识“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他们经王尽美、王翔千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李耘生曾任济南团地委书记和南京地下党的特委书记等职，1932年牺牲在雨花台。刘子久曾任党的山东地委执行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

这些同志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还非常关心故乡的革命发展。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种子带回来，撒在故乡的大地上。1925年春，刘子久回乡期间发展刘良才入党，随之成立了刘集党支部。1926年春节，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子久、延伯真、刘雨辉等又回到了故乡广饶刘集村。他们都是中共党员，给故乡的刘集党支部带来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其中就有刘雨辉带回的那本盖有“葆臣”印痕的《共产党宣言》。

刘雨辉是个勇敢的女性。她十几岁的时候，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走出刘集村考入济南女子养蚕讲习所，后又转到苏州女子产业学校读书，1925年毕业后回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当时，正值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之后，全国处于革命高潮时期。在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中，刘雨辉结识了济南女师的王辩（即山东第一个女党员黄秀珍）、王兰英等许多女共产党人。同年，雨辉加入了共产党。她们这些女共产党员，在革命热潮中表现非常突出，受到男同志的称赞。她们常和男同志一块开会、学习、活动。这样一来二往，张葆臣那个盖有自己印章的《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新入党不久的刘雨辉手中。她从这本革命文献中汲取营养，提高觉悟水平，增强斗争勇气，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1926年春节，她和既是同乡又是同志的刘子久、延伯真一同从济南回故乡省亲时，把这本心爱的《共产党宣言》带给了刘集党支部。

从此，这本革命文献便在刘集这个偏僻的小农村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不平凡的50个春秋。

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宣言》星火点燃刘集

1926年的春节，对于在广饶东南的刘集这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小农村来说，是有史以来最红火、最有意义的节日。在头年，刘集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已有党员多人。精明强干、深受农民信赖的刘良才担任支部书记，农民们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和领导核心。现在，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子久（他当时任中共山东地委执行委员）、延伯真（他当时也是山东地委执委）和刘雨辉都回到了故乡，并且带回了许多令人振奋的革命信息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品等丰富的精神食粮。还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在南方蓬勃发展的消息等等，这些都使刘集的农民极为兴奋。

农历正月初三，在刘良才家的场院里搭起了松枝彩门，插上了画有镰刀斧头的旗子，院中央用两扇门板搭起了会台。农民协会要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全村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来参加大会。从济南回来的刘子久、延伯真也来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讲话后，集体高呼口号，还学唱了《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之歌，响彻云霄。

春节过后，在济南工作的几位同志走了，但是，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带回的《共产党宣言》等宝贵的革命文献，留了下来。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刘集村革命斗争之火越烧越旺。刘集党支部的党员们，经常晚上聚集在刘良才家的北屋，在煤油灯下学习这本《共产党宣言》，讨论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入冬农闲时节，党支部举办农民夜校，这本书又成了刘良才和其他党员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和传授文化知识的好教材。

农民出身的刘良才，只读过两三年私塾，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勤学好问，眼界开阔，加之他对农村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有很深的体会，所以能很快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本原理，并能深入浅出地宣讲。他从《宣言》中所阐明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道理中，认识到只有进行革命才能摆脱贫困，才有出路。他用这些道理向穷哥们儿说：

“现在世道不改个样子，穷人就难以改变贫困的命运。穷人家是走得快了撵上穷，走得慢了穷撵上，不紧不慢朝前走，扑通掉到穷坑里，永无出头之日。”

穷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第一版最后语，后改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跟着共产党奔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将来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

刘良才在给农民兄弟们讲述这些革命道理时，还不时地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马克思像给大伙看，说：这位“大胡子”就是马克思，我讲的那些理儿都是他在这本书里讲的。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照这些道理去干革命。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且深深地被感动了。大伙儿说，“大胡子”讲的理儿是咱穷人的理儿，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没错！

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从小小的刘集村燃遍全广饶县。1928年12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不久，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全县已建立8个党支部，党员达70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发展到500人，在它的周围团结着五六千农民群众。此外，还成立了青年团、少先队、工会等组织。党的县委机关就设在刘集。党领导群众进行了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抗税等斗争，打击了封建势力。

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在刘集这样的小荒村中传播革命种子并生根开花，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生动地说明了“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此后，这本珍贵的革命文献在刘集这个偏僻的小农村又如何扎根、开花、结果，经历了怎样的不平凡的50个春秋呢？敬请关注“党史故事石大讲述”《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故事（下）》。

85岁高龄余世诚教授手持广饶版《共产党宣言》讲述传奇故事。

刘集支部保存的《共产党宣言》封面。

华东石油学院和中央编译局采访《共产党宣言》保存、传播的故事，背对画面者为余世诚教授。

扫二维码，观看余世诚教授讲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