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山西省太行山中段的平定县，县城内黄家巷2号院是我家的老宅。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个大院里形成了一个进步群体，包括我的一位堂叔、一位姑姑、一位堂兄、四位兄长、三位姐姐、一位嫂嫂和两位表姐。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这13位青少年都参加了八路军奔赴抗敌前线。

1937年10月26日，日军攻陷平定县境内的重要关隘娘子关，守关国军溃逃失去了作战能力。日军长躯直入向西疾进，三天后占领了平定县城。黄家巷老宅院被日军强占，成了日军20师团的司令部。一夜之间院内一家老小都成了难民。老少18口人，在母亲尚恩荣的带领下，弃家弃产逃出县城，一路翻山越岭向平定最南边的下马郡头村投奔亲戚。

一家人在逃难路上被日军冲散，堂叔黄仲熊被俘，他在被害前与鬼子有一段简短的对话。

问：你的什么人？答：中国人。

问：什么的干活？答：造武器。

问：造武器干什么？答：打日本。

这位立志军工救国的青年，原来以为中国近代史中受列强欺负的主要原因是武器不如人。直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明白：虽然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只靠武器救不了国。

我的父亲黄伯煐是一位实业救国论的实践者。14岁从一个小钱庄学徒起步，一直做到颇具规模的直隶银行和亨记银行经理，成为县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他曾资助在山西的保矿运动，并推动家乡金融事业的现代化改造。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父亲实业兴邦的中国梦一再破灭，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非常失望。1938年，面对国破、业衰、家亡的局面父亲一病不起，1939年逝世。

前代人强国梦的破灭，使我们这一代黄家子孙得到明确的结论：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我的大哥黄宏基，当时在太原上中学，是我辈带头参加八路军的第一人，他引导了全家的政治走向。

黄家老小逃难到达的下马郡头村，是一个位于太行山西麓群山环抱层峦叠嶂的比较大的村庄，有300多户人家，抗日战争期间属平西抗日政府管辖。最终到达该村的黄家难民共17人。其中13位青少年（10位不到18岁，最小的只有8岁）通过村里地下党组织联络安排，分两批参加了八路军，并得到秦基伟司令员的接见和鼓励。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牺牲5位，两人多次受伤，两人在抗美援朝中入朝作战。

堂叔黄伟雄，1938年参加八路军独立游击支队（秦—赖支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和顺独立营二连政治指导员，抗大毕业后到分区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日本投降后任太行纵队30团二营教导员，在上党战役负伤住院。伤愈后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城战役、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了宛东战役、西平阻击战、宿县战役和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海军政治部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海军文化教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5年病逝，逝世前写了3万字的回忆录，最后一节的题目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姑姑黄静英，1938年参加八路军129师独立游击支队，后被分配到被服厂工作。1939年初参加共产党，任女工班长。1943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又发动一次大扫荡。在反扫荡时被服厂组建了临时战斗组织，黄静英任女工战斗排排长。转移到晋冀交界处的十八盘（邯郸西面）时与敌人遭遇，在焚烧文件时被日军击中当即牺牲，时年20岁。

大哥黄宏基（黄涛），1937年加入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就被分配到特务大队奔赴前线，到汾离公路一带打游击，开始了军旅生涯。日本投降后转战东北，在解放战争中随四野从黑龙江打到武汉，新中国成立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49年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先后担任科长、处长和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主持了《志愿军英雄传》和《星火燎原》两部大型丛书的编辑工作，著作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为英雄歌唱》等书。1990年荣获“韬奋出版奖”，为军内第一人。其事迹收入中央宣传部《编辑家列传》。2008年逝世，中宣部、新闻出版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向黄涛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并组织宣讲团到军队和地方（包括平定老家）做报告。2013年为纪念黄涛逝世5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涛声依旧》一书。2015年，平定县党委在城中心的实验小学院内为黄涛建一塑像，鼓励故乡的儿童向老校友学习。

堂兄黄政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任连党支部副书记，在太谷对日作战时腿部负伤。先后参加了多次反扫荡战役、白晋战役、百团大战、太原战役。1951年进入朝鲜，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参加了第5次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二哥黄绵基和二嫂曹佩英，1938年两人同时参加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随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二哥在战役后期反扫荡作战中牺牲于和顺太阳坡，二嫂曹佩英也在与敌遭遇战中牺牲。

三姐黄云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同年加入共产党，任女工连连长。1943年被调到太行七分区医院一所任指导员，同年遭特务暗杀，牺牲后被安葬在山西壶关大河村，《平定县志》《山西革命烈士史料》和《中华英烈大词典》中有关于她的事迹、传记和词条。她的未婚夫也是八路军战士，在1942年2月反扫荡中牺牲。

四姐黄林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被分配到和顺县做青年和妇女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患肺结核病，但一直带病工作，直到上党战役中病故。她的丈夫张天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

除前面提到的几位，先后参加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黄家子孙还有：黄树棠、黄若水、黄莲芬、黄丕基、黄禧融、黄奠基、黄保华等。

大姐黄蒲生曾在平西抗日政府工作，后担任村妇救会主席，并组建情报联络点和进行支前工作。我的大嫂、三嫂、四嫂也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革命军人，四嫂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她们除对中国革命的直接贡献外，还为家庭特别为培养下一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是黄伯煐的小儿子，逃到下马郡头村时还不满三岁，在战争最危险的时期被寄养在一户独住山庄的地下党员家里。在解放战争期间当过村儿童团的副团长，曾被评为学习、劳动、参战模范。1962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矿场地球物理专业，长期从事核测井教学和研究工作。曾担任留罗学生会对外工作部部长，中国石油大学勘探系副主任、主任和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的时刻，黄家大院的这批优秀子孙挺身而出，抛家弃产，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三次革命战争中浴血奋战，先后有5位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有两人多次负伤。家庭成员长期面对强敌，面对血与火的考验而前仆后继无一畏惧、无一退缩，表现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气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中，他们不计名利勤奋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家大院作为这个群体成长的载体，也就有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2015年8月10日至21日，山西《平定日报》连发6篇文章，高度评价黄家子女的抗日事迹，总标题是《满门爱国情怀一腔抗日热血》。

这个群体的成长过程与平定第一完全小学的传统教育和对时政的关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据我四哥黄瑞基回忆，在七七事变前后学校基本上不上课，老师做形势报告，学生上街游行，抗日气氛很浓。在那个时代，这么一群孩子所关心的事情，所具有的革命激情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是现在小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生难以理解的。当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中国面临国际上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坚定地跟着党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学生们培养成敢于担当和勇于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