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组画之《波尔金诺的秋天》高莽绘

1830年4月普希金第二次向素有“莫斯科第一美女”之称的纳塔利娅·冈察洛娃求婚，最终如愿获得了冈察洛娃本人及其母亲的同意。随后，普希金获得了父亲划拨的世袭领地以筹备婚礼。9月初，诗人前往位于莫斯科东部下诺夫哥罗德州波尔金诺村的家族领地办理财产过户手续，原本的计划是在波尔金诺呆上几天处理完事情立即返回莫斯科筹办婚礼，不料，刚到波尔金诺，当地就爆发了霍乱疫情，而且很快传染到了莫斯科。回莫斯科沿途设立了五个检疫站，每个检疫区都要停留14天观察，交通封锁，普希金因此被隔离在了波尔金诺村，直到12月5日才回到莫斯科。在波尔金诺期间，没有了其他事务的烦扰，诗人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三个月时间内修改完成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近400行长诗《科洛姆纳的小屋》、5部中篇小说组成的《别尔金小说集》、小说《戈留欣诺村史》、童话诗《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母熊的故事》、4部小悲剧、30余首抒情诗、十余篇评论以及19封书信。回到莫斯科后，在给朋友普列特尼奥夫的信中，诗人对此也颇为自豪。文学史上更是将诗人的这段高产期称为“波尔金诺之秋”。

阅读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信息封闭的隔离期沉下心来的普希金围绕瘟疫、死亡和创作等问题展开了多种形式的讨论和探索，而这些思考和尝试不论对其本人后期创作还是整个俄罗斯文学都有深远影响。

与今天发达的网络时代不同，波尔金诺村隔离期间，普希金很难接触到最新消息，也没有报纸可以获取外界信息，而且身边无书可读，因此，“波尔金诺之秋”很多作品的内容来源于诗人对过往文学活动的回忆以及对周遭现状的感觉。对曾经创作的回忆和总结首先体现在十余篇评论文章里。在那篇名为《对一些批评的反驳》的评论里，普希金点明了自己的写作初衷，“现在，处于难忍的免疫隔离期，我没有书可读，没有朋友可交流思想，为了打发时间，我突发奇想，要对我所能回忆起的所有批评作出反驳，并对自己的作品作些评注”。这篇文章对前些年评论界围绕其作品展开的批评一一做了回应，涵盖了从《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大部分作品，可被看作诗人对自己前期创作的阶段性总结。

1830年初，普希金参与了皇村中学同学杰尔维格主编的《文学报》，负责撰写评论稿。滞留波尔金诺期间，除了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及文学翻译活动，诗人也为该报撰写了一系列讨论当下文学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评论文章，论及巴拉丁斯基、布尔加林、包戈廷等同时代作家和评论家的作品，所提出的简洁原则贯穿了诗人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在评论包戈廷剧本《市长夫人马尔法》的文章里普希金阐述了自己在创作《鲍里斯·戈都诺夫》期间形成的戏剧艺术观点，提出“人民戏剧”的概念，认为戏剧应面向民众、影响民众、作用于大多数，而当时俄国戏剧的弊端恰恰在于戏剧仍然局限于小圈子，从未成为人民的需要。这篇评论所涉及的戏剧“人民性”和“逼真”问题是后世一百多年间俄罗斯戏剧论争的核心概念。1831年《文学报》停刊，但普希金与《文学报》的不解之缘延续至今，1929年，在高尔基的倡议下《文学报》复刊，普希金和高尔基的头像成为报纸的徽标。

通过“波尔金诺之秋”的三十首小诗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窥探隔离期普希金的文学活动。这些作品里包括译自西欧作家的诗作，也有对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的感受的记录，“我渴望的时刻来到了：多年的创作终于完成/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感伤悄悄烦扰着我”（《工作》），同样不乏回击近些年批评家指责的作品。启程赴波尔金诺之前已经有记者与《文学报》论战，将报纸发行人调侃为“文坛显贵”，普希金为此在隔离期间写了一首《我的家世》反驳论敌安置的称号，细数祖辈在宫廷效力卖命却未得势的经历，也因此得罪了宫内一众达官要人。对于评论界的责骂，诗人也是戏谑处之，“在某些杂志上他们骂我们/我们也听到过那些非难/我们嘛，很喜欢/饮酒时用那些混账话来佐餐”（《我的结拜兄弟》）。除了过往时日的回顾，波尔金诺抒情诗里依稀可见霍乱疫情对普希金视觉的冲击。1830年9月29日尼古拉一世到达莫斯科视察疫情，诗人据此写成对话体诗《英雄》，“我看到一长列病床/每张床上躺着一具病体/致命的黑死病（病中之王）/正吞噬着每一个病人……”《我的红光满面的批评家》将所见所闻与回击批评家的指责结合在一起，“院内甚至没有一条活狗/不过，倒是有个农夫，两个老婆跟在身后/他没有戴帽子，腋下夹着孩子的棺木”，因此，面对这种景象，诗人是无心写“快乐的歌儿”的。

隔离期的种种视觉和心理冲击直接将普希金引向了对人性的思考。来自疫情的深度体验在四部小悲剧中得到进一步升华。下诺夫哥罗德州是疫情的中心，诗人在给未婚妻的书信中描述城里民众为躲避霍乱几乎跑光了，而且由于信息不畅通，各地谣言四起，甚至有传闻称莫斯科成了一座空城，就连普希金本人也因为被困波尔金诺，一度引起了朋友们的疑忌，“来一封生动活泼的信吧，没人来信给我写点什么，都以为我得了霍乱，或在检疫站里给整得面黄肌瘦”。在非常时期，人性中尽情张扬的善与恶直观地铺陈在诗人面前，走向极端的欲望成为他的思考焦点。《吝啬的骑士》的主角是贪婪，老骑士的守财与儿子对金钱的渴求均源于贪欲，而父子亲情终究抵不过宣誓决斗的手套，上演了一场儿子弑父的悲剧；《莫扎特和萨列里》描写的妒火中烧促使萨列里往莫扎特的杯子里投下一剂毒药，萨列里看起来有理有据的阐述让死亡成了疯狂嫉妒的必然结局；《石客》里“只要活着就会爱别的女人”的唐璜竟然邀请安娜亡夫的石像前来守卫自己与安娜的幽会，玩世不恭最终导致石像受邀上门的恐怖场景，而浪荡公子终成狂热情欲的牺牲品；《瘟疫流行时期的宴会》是面对死亡之时极度恐慌下的癫狂宴饮，纵情高歌无法掩饰鼠疫造成的可怕情绪，“我们一起斟满酒杯/饮下这玫瑰香的美酒/也许……美酒中浸满鼠疫”。实际上，四部剧作的情节都是借鉴于西欧的传说故事，《瘟疫流行时期的宴会》的主体部分直接译自英国作家威尔逊的诗剧《鼠疫城》。与其他三部剧作“极端欲望导致死亡”的悲剧思路相反，最后这部悲剧的逻辑是死亡的恐惧导致极端的欲望。前三部的悲剧来自人为因素，尚且可控，而最后一部里来自外界的恐慌是无法控制的，比欲望造成的死亡更可怖，是悲剧中的悲剧。无怪乎普希金将《瘟疫流行时期的宴会》放在“四小悲剧”的最后作为总结篇，别林斯基评论说，“它的基本思想就是瘟疫时期的狂宴，绝望的狂宴，越是快乐，越是恐怖！这是真正悲剧的思想。”

“波尔金诺之秋”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对整个俄罗斯文学产生深远影响还要缘于这一时期普希金对文学创作在形式和主题上的探索。上面说到的“四小悲剧”就是诗人在戏剧领域探索新形式的成果。普希金创作短小精悍体裁的想法由来已久，最终在悲剧创作上得以实现。四部剧作简短精致，融汇了诗人因疫情隔离经历而被激发出来的人生体悟，对人性及其滋养生态的刻画高度浓缩为围绕几种欲望的勾勒，开俄罗斯短小戏剧的先河。通过《科洛姆纳的小屋》诗人首次探索了八行诗体，每节八行，每行采用五步抑扬格。这是普希金“蓄谋已久”的尝试形式，“四个音步的抑扬格我早厌烦/人人都用它。早应该送给孩子/让孩子拿它去当作玩具去玩/很久以前我就想使用八行诗”。而且借用这一新诗体，普希金一反常态，放弃“官方”题材，转而写出一个女主人阴差阳错雇了一位男扮女装假厨娘的荒唐故事。《别尔金小说集》则是普希金在中篇小说体裁上的形式创新。这部诗人完成的第一部散文体作品（1827年开始创作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未完成）采用了多重叙事，包括故事亲历者、小说集假托作者别尔金以及普希金本人三重视角。别尔金将故事亲历者给他讲述的故事记录下来，普希金作为出版者将别尔金的遗稿集结出版。

普希金的探索兴趣并未局限于小悲剧，八行诗和“小说集”，《戈留欣诺村史》使用了一种在当时俄罗斯文坛看来更为特殊的小说写作形式——乡村史。普希金将目力所及的乡村生存景象编织成地图上不存在的戈留欣诺村的兴衰史。这部虚构的历史以俄国最普通的小村庄为传记对象，史传中常见的帝王精英缺席。几乎同一时期出版的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秉承的依然是一种近乎“精英史观”的视角，而普希金聚焦村庄的变迁和村民的喜怒哀乐。在这个层面上考虑，不管是作为纪实作品还是小说，《戈留欣诺村史》都是难能可贵的尝试。

波尔金诺的普希金潜心观察，从小人物着手，描写村姑小姐的奇遇、棺材匠的南柯一梦、普通长工的聪慧以及十四等芝麻官驿站长的凄惨遭遇。被隔离的普希金在这里完成了“多余人”鼻祖奥涅金的叙事，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小人物”长廊的首位人物“驿站长”，为30年代创作《普加乔夫史》《上尉的女儿》《彼得一世史》等一系列宏大历史叙事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开启了新时代。

（作者姜训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师）

《中华读书报》（2020年06月03日 18版）

相关链接：中华读书报: 疫情隔离期的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