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专门从事复杂性研究机构——圣菲研究所的诞生标志着复杂性研究范式的形成，复杂性研究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从最初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领域而后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复杂性研究范式是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其作为研究范式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哲学系副教授叶立国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从最初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关注，复杂性研究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请您介绍一下复杂性研究最初是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

叶立国：近年来，复杂性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几乎进入到了哲学、历史、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所有学科，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系统具有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性特征，经典科学还原论或构成论的思维模式显示出局限性，不足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复杂性问题，这可以被认为是复杂性范式在人文社科领域兴起的源动力。从逻辑路径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学科“硬度”，寻求自然科学化。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一系列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领域形成了诸多的复杂性理论与方法，它们被广泛的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二是人类社会演化内在的复杂性需要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很多学科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复杂性理论和方法，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另外，还要时刻注意一点，经典科学的学科划分相对于复杂性研究而言是不适用的。比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划分；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划分。在复杂性研究领域找不到这样简单的边界，因为“跨学科”特征一直伴随着它的形成和发展。

记者：从简单性思维到复杂性思维，从哪些方面来看，可以说复杂性研究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催生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较之传统思维更具优越性？请您举例说明。据您观察，近年来，学术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复杂性研究有哪些重要成果？

叶立国：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简单性思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复杂性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形而上学。从认识论讲，复杂性范式使得理解各种类型的社会复杂系统成为可能。复杂性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新的“有色眼镜”，戴上它，眼前的图景发生了格式塔转换，用库恩的话讲就是“科学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从方法论讲，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发展起来的复杂性理论，为我们理解各种复杂的社会系统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撑。具体来讲，复杂性研究在三个层次上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首先是在思维方式方面，复杂性的思维方式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引起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从简单性到复杂性。世界观的转变必将带来方法论的变革，对复杂性理论与方法的需求自然提上议事日程；其次是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复杂性问题需要复杂性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再加上学科自身从简单性向复杂性演化的内在逻辑，催生了一系列复杂性理论的诞生，为复杂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最后是在研究手段方面，复杂性范式将改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面貌。在简单性范式下，涉及的要素较少、关系较为简单。有限的学术资料、少量的调研数据、简单的数学计算三个方面足以支撑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在复杂性范式下，人类社会问题涉及的要素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海量的学术资料和调研数据使得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日益加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彻底改变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面貌，形象点说，在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那里，学者经常会说“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复杂性范式下，学者们不得不说“让数据、让计算机告诉你一切”。因此，无论是从某一学科内部还是跨学科角度，复杂性范式的运用必将在人文社科领域催生出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较之传统思维，即简单性或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言，复杂性思维笼统来讲有两方面明显优势：一，更容易从整体上把握复杂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不同层次之间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比如波特兰州立大学的米歇尔（Melanie Mitchell）教授在其著名的复杂性普及读物《复杂》一书的开篇提到的“行军蚁”的例子，复杂性思维有助于我们揭示，在一个没有中央控制的多要素复杂系统中有序的结构与功能是如何形成的。也正如她所说，行军蚁系统可以被看作是诸多“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系统的缩影”。二，复杂性思维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开放系统的存在和演化规律，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非线性特征。比如复杂性理论的代表形态之一——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向我们揭示了远离平衡态的有序结构是如何形成的；真实系统演化的不可逆，把在简单性思维下丢失的时间维度重新找了回来。再比如，迈因策尔（Klaus Mainzer）的《对称与复杂：非线性科学的魂与美》中专门一章讨论了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复杂性问题。总体上讲，复杂性思维为我们研究本就复杂的人类社会提供了可能，进而从一个新的维度上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严格意义上讲，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复杂性研究有哪些重要成果”这个问题不太准确，因为相对于传统的学科划分而言，复杂性研究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质，针对的是各类复杂系统共同具有的特征，如适应性、涌现性等。在复杂性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主要是20世纪后半叶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形态，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学、艾根（Manfred Eigen）和舒斯特（Peter Schuster）的超循环理论、洛伦兹（Edward N. Lorenz）等人的混沌学、芒德勃罗（Benoit B. Mandelbrot）的分形理论、米勒（James G. Miller）的生命系统理论、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的自创生理论、霍兰（John Holland）基于遗传算法的复杂适应性理论（CAS）、以小世界和无标度网络为标志的复杂网络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源于某一门自然科学的复杂性理论被应用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形态。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把自创生理论应用于社会系统，提出了社会系统的自创生理论。金观涛教授使用复杂性研究中的“超稳定”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演化问题，成为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界一个很有特色的派别，并完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另外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圣塔菲研究所，这个研究机构中汇聚了大批跨学科研究学者，他们已经把CAS理论广泛运用到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二是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比较典型的如米勒创立的生命系统理论，他的生命系统指向不仅包括自然生物系统，也包括人类社会系统，对象包括从细胞、器官、生物体、群体到组织、社区、社会、超国家八个层次的生命系统。再比如复杂网络理论，也是从产生之时就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总体上可以说，复杂性范式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反过来也推进了复杂性理论的发展。

记者：也有学者质疑，复杂性视角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复杂性研究范式未必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您如何看这种质疑？也请您谈一谈，如何基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关注问题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更为合理的运用复杂性研究范式？

叶立国：这的确是复杂性范式应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前学界，各种源自自然科学的复杂性理论被广泛运用到人文社科领域，但是，我不得不遗憾的承认很多研究都是在没有经过适用性的合理论证的情况下简单套用，问题很多。前面我说过，复杂性范式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应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源自自然科学的复杂性理论的应用；二是本身就把人文社科领域包含在内形成的复杂性理论的应用。后者应该不存在适用性问题，前者的确有必要进行论证。我们当然不能说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跨学科特征贯穿于各种复杂性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所以，从总体上讲复杂性范式具有较为广泛的学科适用性。在使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的复杂性理论分析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时，其适用性的逻辑前提是“同型性”，“同型性”使得贝塔朗菲（Ludwig V. Bertalanffy）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贝塔朗菲认为，适用于各类具体系统的一般系统是其认识论的起点，对此我不太赞同。在我去年发表的论文《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学科性质探究》的论文中做过专门论证，一般系统作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认识论困境，简单来说就是一般系统是否存在、各种类型的系统是否具有共性。我的观点是只有各种类型的具体系统才可以成为系统科学或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一般系统是否存在无法论证。因此，适用性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同型性问题是复杂性理论跨学科应用的逻辑前提，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先要做同型性分析，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应用研究。米歇尔教授也提到，高度复杂的自然、社会等系统之间具有深刻的相似性是复杂性范式得以可能的认识论前提，复杂性研究就是要探究这些系统所共同表现出来的“适应性”、“似生命性”、和 “涌现性”等特征。在贝塔朗菲那里，对同型性更多的是静态的理解，对于当前的复杂性研究而言，同型性要做广义的理解，可以包括静态的、动态的等各种角度。有一点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是复杂性范式的领地，很多复杂性理论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应用的广泛性，总体上讲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在使用复杂性范式研究人文社科领域的问题时也要清醒的意识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复杂性范式的跨学科使用过程中，既要看到两个系统类型之间的共性，也要看到它们的特性。

关于今天采访的这个主题，我有必要做一个小的总结：第一，自然、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简单性思维的结果，严格意义上讲，各个学科之间本无明确的界限，当前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在逐渐磨平各个领域以及学科之间的界限。复杂性范式由于其跨学科性质必将在沟通科学与人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像迈因策尔所说，复杂性方法可以成为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重要方法。第二，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简单性原则的成功，助长了对简单性的崇拜；简单性原则的困境也催生着复杂性范式的兴起。同时，对简单性的崇拜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复杂性研究的发展，这就导致在很多学科领域，复杂性范式仍然处于边缘地带。第三，复杂性范式与简单性范式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不是前者取代后者。简单性范式有助于我们更准确的把握系统的微观结构与相互作用，复杂性范式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复杂性范式本身就要求整体的看待这两种范式，而不是割裂开来。正像欧阳康教授所说“人文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必然要求以复杂性的态度和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加以把握。”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运用正在成为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当然，由于复杂性理论自身的发展还远未成熟，在复杂性研究领域，“牛顿式”的人物尚未产生，切不可简单的把它们看作获取确定性知识的理论工具。新思维、新范式下的研究虽有广阔前景，仍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