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什么都有希求之心，因而，言语不绝，音律不断。然而，世间万千希声大音中，我独爱梁启超的佛之言。爱之因不外乎其言音远而情长……

“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梁氏之佛言，绝非盲从先人之理，而是听从其内心之音，终成一家之言。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这种声音在那个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高潮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 他揭示了佛学吸引世人之处，即“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相互竞争、相互争斗、相互欺压并产生无限悲哀、无限烦恼，渴求超脱这一“苦海”的共同心理”。他对于佛教的理解与定义，出于僧侣之言，然则其语在某个层面上却又高于佛之境。

卓如之佛言，绝不仅限于佛之真意，更是致力于以佛学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的研究。《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纸笔点墨之间，再现了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细心体察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同时，不忘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解决佛学的误区。

他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那份对于禅宗的情——音远缘起于情长。其书房，便是其栖止与思考人生价值的场所，由是也是其声之源。也正是其情怀令这一“朴学”化作世之显学，乃至上升至“国学”的高度。他也用自己的这一行动证明了自己提出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力，获得发展的生机。”这一言论。

梁氏其佛之言简明、概括、通俗易懂又颇有见地。然而总是难掩其中几缕悲切。《说四阿含》、《说无我》、《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皆是其晚年“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的悲歌写照。或许，对于他来说，这几缕佛言是他面对难以超越的社会潮流的最后一缕慰藉吧……

悲欢即佛言，其言远，其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