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鲁迅的当代价值。 
　　鲁迅在当代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在鲁迅已经屡遭贬损和否定，甚至于要当作“老石头”踢开的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既有紧迫的意义，又有很大风险。因为肯定会遭到很多反对。但是，无论怎样，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给鲁迅研究的学者，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而且越是遭到反对越是要讨论。因为倘若鲁迅并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是过去有，在当代已经没有了，鲁迅就不值得研究了，随之连骂也没必要了，更没有必要回应那些谩骂了，鲁迅在当代的价值问题实在是鲁迅学的首要问题，第一大问题，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讨论。我认为对鲁迅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完全正常的。过去的一言堂倒是反常的，因为那时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而是不敢说出来罢了。现在说出来了，就有利于进行讨论。只有经过讨论，才能把许多问题辨析得比较清楚，使我们对于鲁迅映象更加接近鲁迅本体，促使鲁迅研究逐步走向科学。既是讨论，就须采取心平气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甚至争论。而争论，也不要像“文革”时期那样，搞得脸红脖子粗，以致武斗，而是切磋琢磨，求同存异。 
　　其实，鲁迅在当代的价值问题，早就存在了。文化大革命中兴起“读鲁迅”热潮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突出。那时的宣传机构说，鲁迅在当代的价值，是可以从鲁迅那里学习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发动群众像鲁迅那样“痛打落水狗”，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而这不过是对鲁迅的扭曲，目前人们对鲁迅的某种误读、隔膜，甚至反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种扭曲以及鲁迅研究工作长期存在的某些脱离群众、背离鲁迅本体的不良倾向。这是我们这些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人首先应该反思的。鲁迅的斗争性是很强，骨头很硬，然而他又很富有感情，很有理性，对他人、对同志，特别是对青年，充满了真诚的爱。斗争，只是他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 
　　那么，什么是鲁迅最本质的东西呢？也就是鲁迅究竟是谁呢？鲁迅研究横亘整个20世纪，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学。到目前已经有八十余年的历史。而自鲁迅学滥觞之日起，鲁迅研究家们都在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苦苦思索着鲁迅究竟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他，研究他，为什么鲁迅研究竟然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还保持着这样强劲的势头。为什么鲁迅的书至今仍然具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有人爱他，读他，研究他。也有人恨他，骂他。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深刻思想的精神文化巨人，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人拥赞，也有人反对。存在异议是正常的，舆论一律倒是反常的。在中国20世纪精神文化史上，鲁迅作为一位文化巨人，获得的颂扬、肯定最多，受到的攻击、否定也最多。这正说明了鲁迅的伟大，说明了他的思想深刻触及了中国人的灵魂，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试回想，一个世纪以来，多少曾经红极一时的人物早就灰飞烟灭，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谁还愿意提起他们呢？恐怕连骂都懒得了。然而鲁迅逝世已经快70年，人们还总纪念着他，研究着他，当然也有一些人仍然在骂着他。关于鲁迅的研究与争论，几乎贯串于20世纪中国所有的精神文化论战当中，到了21世纪又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强劲势头。每一次精神解放都要牵动到对鲁迅的评价，催发鲁迅研究的突破，并牵动到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些根柢性的理论问题，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鲁迅在中国有着异常重要的价值与分量，鲁迅思想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底蕴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鲁迅具有如此之深的思想底蕴呢？这就又要回到我们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上去，鲁迅的思想本质是什么？   
　　鲁迅的思想本质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鲁迅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鲁迅学历经近一个世纪而不衰，反而显示出了愈来愈强劲的生命力？  
　　从鲁迅及其作品引起中国精神界的震撼、鲁迅学滥觞之日起，研究家和思想者们就开始追问这一问题。 
我专治中国鲁迅学史凡二十余年，历时九年担纲编纂了五卷一分册共计一千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1)，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2)、《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3)等专著，又与人合作翻译了第一部研究中国人的书----美国传教士亚当•史密斯著的《中国人气质》并作了详细的译后评析 (4)，并于2002年底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齐了三卷本、一百八十七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收入中国出版集团编的《中国文库》。前年到澳大利亚、去年到加拿大、今年到日本，宣讲鲁迅和中国鲁迅学史，下面准备用十年的时间撰写一部大型多卷本的《鲁迅通传》。可以无愧地说是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鲁迅研究。经过我多方查证，确证正式见诸于文字的对鲁迅的最早评论是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该刊主编恽铁樵，对鲁迅最早的文言小说《怀旧》所作的十处随文评点和文后的《焦木附志》。认为《怀旧》“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转弯处俱见笔力”、人物“写得活现真绘声绘影”、“状物入细”，“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飣，无有是处”的青年“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这是从文章写法上衡定鲁迅的价值。而这并不能作为中国鲁迅学史的起始，起始应该是五四时期。鲁迅正式登上五四文坛之后的最早反响和评论，是傅斯年1919年2月1日在《新潮》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书报介绍》，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以后，傅斯年称赞道：“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是透彻极了”，他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这是从对社会历史的预见和推动方面，认识鲁迅的思想本质及其价值。吴虞则是把“吃人”与“礼教”这两个对立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来，又举出历史上种种吃人的实例，从揭露中国封建礼教“吃人”本质这一点上概括鲁迅的思想和价值。《阿Q正传》刚刊登到第四章，茅盾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乃是从反映中国国民性的视角理解鲁迅的思想本质及其价值。张定璜拿鲁迅的小说与清末的作品进行对比，认为读鲁迅的小说“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鲁迅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是从中国精神文化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意义上进行把握。1927年11月，茅盾的《鲁迅论》指出：鲁迅“老实不客气地剥脱”他人，“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通过阿Q促使“老中国的儿女”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仍是从反省中国国民性的视角进行理解。1933年7月，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首先就提出了“鲁迅是谁？”的问题，得出了鲁迅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的结论，是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立场上作出衡定。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并说“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这是从精神文化权威的角度，评价和衡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实质是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革命的格局中概括鲁迅的思想本质及其价值。50年代，陈涌在《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中称鲁迅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反映了中国的革命”，从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高度予以总结。80年代，王富仁又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视角加以总括。90年代，汪晖的历史“中间物”论又成为理解鲁迅思想本质及其价值的先锋标尺。一部中国鲁迅学史，就是一部鲁迅是谁、鲁迅在当代中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的追问史。 
    解释学鼻祖、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认为：理解和解释是在人文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所有的作用都通过理解和解释来统一，理解和解释包含人文科学的全部真理。在每一阶段，理解都展现一个世界。对他人的理解和对精神生活表现的理解是以我们自己的经历以及我们对这经历的理解为依据的，并以经历和理解的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为依据的。以上所列举的中国鲁迅学史上对鲁迅价值的理解和解释，在每一阶段都展现一个世界，而各种理解都是以解释者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经历的理解为依据的。譬如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他对鲁迅的理解和解释就是必然是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立场出发的。毛泽东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领导和思想权威，他对鲁迅的理解和解释当然是从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文化高度作出的。而汪晖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思想先锋，所以能够从现代哲学的视角对鲁迅作出理解和解释。总之，各个阶段对鲁迅的理解和解释以及所展现的鲁迅世界都自有其不同侧面的真理性和各自的依据。这些经历和理解的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促进鲁迅学的不断深化与进展。 
    然而，这些理解和解释虽然包含各自的真理和依据，却都有所不足。有些偏离了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有些稍作涉及，但未能深入。例如瞿秋白从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利益出发认识鲁迅，而未能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史的广阔视野中对鲁迅的思想本质和终极价值作出宏观把握。茅盾一开始就天才地直逼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后来又写出了更为系统的《鲁迅论》，这篇论文其实是中国鲁迅学史上最为逼近鲁迅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的论著。但是，以后的关于鲁迅的论著，不仅没有进一步阐发这些论点，反而作了自我否定，思想上倒退了。像1956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陷于用鲁迅的思想发展印证历史既成状况合理性的先验逻辑，而没有更多地深掘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 
　　那么，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一言以敝之，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用长一些的话解释，就是：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所谓奴性，并不是身为奴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悟性，则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而理性，则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鲁迅毕生所致力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这不是从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是从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视角进行观照所总结出的鲁迅的当代价值。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样的无比完美的文学文本，也给我们传下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独辟蹊径的学术经典，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他的那些无比精美的作品，正是这种反思的结晶。 
　　其实，这种反思，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也是最为重要、带有根本性的。日本、韩国也是从反思这一点接受鲁迅的，已故的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提出了“个的思想”，认为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当我来到日本从李冬木先生那里拿到伊藤虎丸先生这些文章的中译本，连夜苦读的时候，真正感到了灵魂的相遇。我正是在80年代末的“大寂寞中读自己”时，获得对鲁迅的这个感悟的，并写进了《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绪论、《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引言和《中国鲁迅学通史》代跋二《大荒原上追“过客”》中。而在他乡东瀛，竟然看到了与自己有相同体悟的论著，我恨自己对日本的鲁迅研究著作读得太少，太晚，未能在伊藤虎丸先生生前与他相知，向他请教。 
所以鲁迅的深刻反思不仅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在日本、韩国以及东亚，整个世界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 
为什么鲁迅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具有这样重要的价值呢？这就要从哲学上认识反思的意义。冯友兰先生用85岁到95岁生命最后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1)，无愧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成果，汇萃了他毕生的思想结晶。在该书第一卷全书绪论第四节“什么是哲学？”中，这位哲人写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警句格言：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 

　　根据黑格尔的“反思”范畴和上述对《精神现象学》的理解，冯友兰先生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真正的哲学著作，从外国柏拉图的《对话》、康德的三个“批判”、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到中国的最早的《周易》、王充的《论衡》、周惇颐的《太极图说》、《通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或者是人类精神对宗教生活、政治生活、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反思，都有“精神现象学”中应有之义。而反思的宗旨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作出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略。 
其实，究其根本，人类从诞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2)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的位置》，力求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朱智贤在《儿童心理学》中也指出：认识自己，把自己作为主体从客体中区别出来，“是人类意识区别于动物心理的重要标志之一”；儿童一岁末的时候，开始能把自己的动作和对象的动作区分开来，这是“自我意识的最初表现”；儿童掌握代名词“我”，“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约在2-3岁的时候，才有可能“通过言语交际开始掌握这些代名词”；在婴儿期儿童个性特征的萌芽表现上，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初步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的开始出现，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民族其实同样需要经过这样从儿童到成人的成长过程，需要逐步认识自己，实现自我意识的自觉。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梁漱溟甚至认为：“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而就整个人类来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其实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鲁迅也思考过宇宙的问题，在1935年6月29日致唐英伟的信中说过：“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浩茫的宇宙降落到现实的硬地上，致力于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 
晚清以降，对于中国来说，“认识你自己！”就不仅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实在是太不认识自己了。鲁迅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作过这样的描述，当时中国人对自我的意象是：“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对世界的意象是：“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这种惟我独尊、鄙夷四方的观念在中国人头脑中充斥了几千年，降至近代，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在致命的打击面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拒绝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以总结教训，重振国风，反而文过饰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靠虚假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和国民的灵魂。于是，精神胜利法就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正如许多研究家都引证过的那样，近代中国充满精神胜利法的实例：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的将军奕山向英军卑屈求降，对朝廷却诳报打了胜仗，说“ 焚击痛剿，大挫其锋”，说英人“穷蹙乞抚”(1)。清朝的皇帝居然也就这样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命通商。”(2)《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还发表过林损的一首诗，开头两行是：“乐他们不过，同他们比苦！美他们不过，同他们比丑！”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陷于闭着眼睛求圆满的“瞒和骗”的大泽中不可自拔，精神愈益沦落了！因此，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大呵一声，使之猛醒，实现精神的自觉。 
　　而鲁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并就提出这样一段至理名言：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其意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解释，则是：认识自己，又认识世界，在周严的比较中达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然后才能升华到自觉的境界。这一点，实质是人们学习哲学、增加智慧的要旨所在。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教授就认为哲学作为智慧的核心问题是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认识自己，并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转识成智”和培养自由人格。这些观点，在他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书中得以充分展开，成为他所致力的以智慧为中心的哲学理论研究之一。(1)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他青年时代办《新生》杂志失败后，陷入有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大寂寞。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自己”了，明白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看见自己”，正是认识自己的开始，开拓出了他一生精神历程的正确起点。20世纪初叶，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如何救中国的争论，有人“竞言武事”，有人又“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鲁迅则指出这些人不过是“不根本之图”的“辁才小慧之徒”，与之针锋相对，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了“立人”的理想。他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要做到“立人”，就须“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反省于内面者深”。这样，“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说如果有了高素质的人，一切都好办，国家自然就会兴盛；倘若人的素质不行，即便有了强大的军队，丰富的物质，有了商业和议会，也是白搭。因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五四”时期，他抨击中国旧文化，也旨在寻找“真的人”(2)，使人们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对中国历史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大胆质疑，把四千年的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而最为可贵的是他不仅批判别人，而且反省自己也是“吃人”者中的一员。诚如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所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如果说，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为媒介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便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实质性的内容。”鲁迅的工作就是“以《狂人日记》为轴心呈扇状向外展开的”，他从“真的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求民族灵魂根柢上的全面觉醒，“通过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力图全面恢复民族的个性”。(4)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号召青年们击溃“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5)。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不做奴隶的“真的人”呢？这就需要有人的意识，懂得人的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反省自己，认识自己。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尊重自己，才可能认识别人，尊重别人，严格地遵守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民主与法律，实现人的自觉。 
　　其实，鲁迅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启悟“偏不肯研究自己”(6)的中国人学会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在正确的认识中由“本能的人”、“蒙昧的人”转化为“自觉的人”、“智慧的人”，实现从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立人”理想，实现人的现代化。他最主要的著作《阿Q正传》，就最为集中、最为充分、最为艺术地体现了这一用意。阿Q就是一个本能的蒙昧的人，他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一不朽形象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昏聩颟顸、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堂•吉诃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则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鲁迅从创造阿Q这个精神典型，到后期写阿金这个蒙昧颟顸的娘姨形象，都是从根本点上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旨在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让人们从朦胧、昏愦的醉迷中醒悟，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1)，敢于正视人生，正视面临的物质实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2)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恰恰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与哲学启悟。 
　　去年访问加拿大时，一位朋友问我，你研究了一辈子鲁迅，能不能用一句简明通俗的话说说鲁迅是什么人。我考虑了一下说：鲁迅就是教导“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世界上自己应该怎么做，活得明白点儿。后来，我把这个观点写成了随笔《闲说“隔膜”》，发表在2005年3月9日中华读书报《家园》上。 
巴金在《随想录69﹒十年一梦》引过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中的一句话：  

　　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所谓的“奴在心者”，就是在精神上、内心里被奴役的人，这种“精神奴隶”是最可鄙的。鲁迅终生致力批判的正是这种“精神奴隶”。1921年，他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就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狭的笼》是俄国盲诗人埃罗先珂创作集《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是作者在漂流印度时有感于当地人对废除“撒提”习俗的不满而写成的。鲁迅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在附记中这样评述道：“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所谓“撒提”，是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it，梵文)原义为“贞节的妇女”。对于这种极端残忍、灭绝人性的封建习俗，予以废除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的许多印度人，甚至包括很多上层的文化人都表示反对。这些人的确如鲁迅所说的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争取“人”的价格，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因而“即使并无敌人”，没有殖民者、奴隶主形式上的统治，在精神上、内心里，他们仍然是“狭的笼”中的最下流、最可鄙的奴隶！ 
    上世纪80年代初，廖冰兄画了一幅很有名的漫画。似乎题为：“解放后的知识分子”。画的是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知识分子，看来原来是被囚于罐中的，如今罐虽已被打碎，他却仍然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1994年冬天我去参观黄胄先生办的炎黄艺术馆时，见到这幅画作为藏品陈列，令我长久伫立画前，想得很多很多。1997年秋天，参观裘沙、王伟君夫妇的《鲁迅之世界》画展，还想再看一看这幅漫画，但是寻遍炎黄艺术馆各个展厅都没找到，不禁怅然。不过，看了裘沙、王伟君的画又有所弥补。因为《鲁迅之世界》表现了鲁迅思想之真谛----反对奴隶性，与同是反对奴性的廖冰兄漫画是一脉相承的。裘、王画中有一幅题为“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一个像阿Q的人，面颊上烙着一记血手印，是刚挨过耳光的，然而却闭着眼睛怡然自乐，像是“看见一切圆满”。这个“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人，与那位罐碎后仍然蜷缩一团的知识分子，以至于“狭的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实质上属于同一个精神体系----由奴隶的思维模式、心理模具压锻、腌制出的“奴在心者”型号。这种型号的“精神奴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屡见不鲜、层出不穷的。我们有必要时时反思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精神状况。 
    鲁迅还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这种“大旷野的精神”，实质上是与蜷缩在“狭的笼”中的奴隶精神相对立的，与其他作家提倡的“大荒原精神”等等精神是一致的，同是一种独立、自由的自觉精神。鲁迅又在《华盖集．通讯》中说“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也正是认为中国缺乏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大旷野的精神”，多的是蜷缩在“狭的笼”中的“精神奴隶”。 
　　鲁迅痛感中国人的精神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奴役之下日益萎靡锢，1924年11月，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是的。没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也就没有大艺术、大学术。没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蜷缩在思想的牢笼中，精神状态萎靡锢蔽，哪里能够创造什么真正的艺术和学术呢？而鲁迅在《过客》中所大力张扬的大荒原上的“过客”精神，恰恰就是这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精神解放的最高标志。 
1925年7月22日，鲁迅又在《论睁了眼看》这篇杂文中对当时弥漫整个社会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抨击：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  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 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因此，鲁迅主张用文艺这“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令中国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挣脱出来。如在《随感录四十》中所说的“觉醒的人的真的声音”。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说过：“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人，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打破了什么呢？就是打破了“瞒和骗”的“大团圆”式的传统，写出了真实！ 
　　中国近代有两部书在中国人的精神解放史上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全集》。而这两部书共同的地方，就是敦促中国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猛醒，“睁了眼看”世界，实现精神的真正解放！ 
到了晚年，鲁迅对中国人所受的精神奴役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1934年，他阅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了两篇杂文，值得反复品味。 
　　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作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又对此案作了如下评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这段洞察世情的评析，具体来说，是针对冯起炎一案而谈的，从哲学启悟意义上思考，则是启发人类悟性的警世格言，启发我们作出这样的反省：要真正认识自己，就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可像冯起炎那样简单愚蠢，上了统治者美好谎言的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地撒娇讨好去了”，结果祸从天降。而“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恰恰是对身受奴役而不自知者的最好评骘，一针见血地精辟概括出了这种人的精神特征。 
    另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 
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世界、不认识这个世界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本质，缺乏最起码的悟性。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纵然尹嘉铨可称是位大学者，冯起炎也是生员，却毕其一生未能认识自己，也未能认识世界。为什么鲁迅一再劝告青年学生“不要再请愿”(1)？这里又批判尹嘉铨式的“请谥”？就在于“请愿”与“请谥”虽然形式不同，本质却是相同的，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2)，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属于奴隶，没有实现精神解放，达到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境界。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自己的同胞：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 

　　并以肥胖与浮肿为例，形象地说明了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的蒙昧的人，是怎样“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的：  

　　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这种在“妄想”中求得精神胜利的“放心的浮肿”者，与忌讳头上癞疮疤的阿Q属于同种精神类型，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永远在自欺欺人，永远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面目。为了疗救这种普遍的精神痼疾，鲁迅劝告这些“闭了眼睛浮肿着”的人，要好好‘反省“，并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这实质是教导中国人要学会“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以别人的批评为“镜子”照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而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强自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永远是稳定和丰富的。有了这样的心，这种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自觉的精神境界，在世事面前便可以荣辱无惊、乐观洒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鲁迅是真正地深深挚爱着中华民族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惦念着自己的同胞，正如他在临终前不久写作的《“这也是生活”》中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对于本民族的尖锐批评，敦促同胞听取外国意见的教诲，正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比那些廉价的赞扬和奉承要珍贵得多！我们要切切珍惜！不可辜负本民族伟大思想家的苦心！更不可以怨报恩！对他进行诋毁！ 
　　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主体对自己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了深透的理解与掌握，才能自主、自觉地对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意识自我的主人。一个民族的精神要达到自由的境界，也需要以对本民族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本民族的思想家，启悟同胞们对本民族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与掌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本民族的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意识自我的主人。而鲁迅正是这种本民族的最高境界的精神反思者，并且，他的反思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他说过：“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真诚地希望别人能够寻出他的“真症候”。(1)只把自己当作“进化的链子上”的“中间物”，(2)从来没有自认为什么神明。这正缘于他对自己的清醒的认识。鲁迅之所以对自己与世界的认识比别人清醒，除了直面现实的精神以及深邃的历史洞鉴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之外，还在于他具有科学的思维方法，“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3)例如唐明皇和杨贵妃曾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一般人认为这表明了他们两人爱情的坚实，鲁迅却看出这反映出两人的爱情已经衰歇了。不然的话，两个人挺好的，何必要密誓呢？鲁迅总善于看到事物的反面，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许多左翼作家都以“左翼”自命，可是鲁迅却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在人们向往着“黄金世界”的时候，鲁迅却指出：到了“黄金世界”，“叛徒”是会被处死的，工农大众也不会给诗人送上黄油面包，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在人们把革命想象得非常浪漫时，鲁迅则指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告诫青年们要“韧”，要“注重实力”。(4)“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5)“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6)而要甘于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7)，去做真正有益于人类进步的麻烦的实际的工作。而且革命即便成功了，也不要以为会如诗人所想象得那般美好，或许会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恐怕连黑面包也没有。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思想，这种对中国特有实情的深刻认识，鲁迅成为民族的大脑和良知，是专门致力于民族精神反思的伟大思想家，是最懂得中国的人。林语堂上世纪20年代就说过：鲁迅具有“充分的成熟性和‘独到处’，充分的气魄和足以给他们仰望的巍然的力量。力量是产生于真确的见解，而真确的见解则是由于知识和艰苦的世故中之‘磨炼’”。“他深知中国人的生活及其生活法”，“‘深知’是由于年老，但还是由于透彻地明了中国的历史”。(1)毛泽东也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2)。这正是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价值，是鲁迅与当代中国最为密切的联系。在当代中国以至全世界正面临着一场精神危机和信仰虚空的时候，鲁迅的这个当代价值就显得格外可贵了！因为只有通过对自我精神的深刻反思，一个人才可能对自己和外界具有理性的准确认识，具有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头脑和自由的精神，才可能从蒙昧的本能的人，上升为自觉的清醒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同样是这样。 
　　关于认识自己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经历过一场大寂寞，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度过漫漫长夜进行孤独的思考。这时，也只在这时，我恍然看到自己了，看到了自己长年在极左教条的束缚下被扭曲的形象，几乎没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甚至于连自己的知觉也没有，像尼采所嘲笑的“愚钝的学者”那样，“如同磨盘也如同杵臼一样地工作着”，靠着一种“愚钝式的勤勉”，埋头于陈旧的书刊资料，以苦干代替思维，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不仅不能像思想家那样向往闲暇，以便自由地从事创造，玩味自己的思想，反倒害怕闲暇，废除了所有人间的余裕和娱乐，不锻炼，不松弛，不养生，不消遣，一旦空闲，便觉无聊，于是终日碌碌，为物所役，从来没有自己的思想与自己的语言，甚至内在的推理逻辑、是非标准，也是从“最高指示”潜移默化沿袭下来的，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机能……有点儿像阿Q那样，身在福中不知福，头临祸降不察祸。既不认识自己，又对外界缺乏应有的知觉、观察和反馈，更不用说长远的方略了，真个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一个生命本能衰退、人性机制扭曲的学者式的畸型儿，一个“奴在心者”这时，我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我的老同学、多年挚交、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王永宽同志。他说谭嗣同早在《望海潮•自题小影》一词中就描绘过忽然之间认识自己的感觉。在信中把词抄给我，这首词是：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唯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镜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永宽兄在信中解释说：“我提起的是下阙末二句，看着自己的照片，忽然惊道：这个人是我吗？此种心态，颇耐人琢磨。” 
由此可见，认识自我，绝非易事，一位名叫勃恩斯的诗人这样写道： 

    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我们一种才能， 
    可使我们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 

　　“以别人的眼光审查自我”，是神明才能赐予的才能，可见其难了。 
　　其实，神明是企盼不来的，只有摒弃所有依傍，惟一依靠自己，才可能打通认识自己的巷道。“自然之子，真理之子”卢梭，在临终前写的最后一本杰作《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说他是在极度的孤独寂寞中认识自己的，这才“把最后的闲暇奉献给了对我自己的研究”。而这种真诚地研究自己的书成为了一部传世杰作。认识自己正是生命自觉的开始。斯宾诺沙说：“骄傲是在于人们把自己身上并不曾发现的圆满性归于自己所有。”(1)这种“不曾发现的圆满性”，用铃木大拙和弗洛姆合著的《禅宗与精神分析》一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虚构”，一种“全知全能的虚构”，一种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以此类推，自卑则是在于人们把自己身上具备着的潜能归于他人所有，同样也是一种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因此，骄傲与自卑，从根柢上说，不仅仅是道德品质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认知能力、思想境界的问题。一个人骄傲或自卑了，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认识能力出现故障了，思想境界降到实际层面以下了，因而他既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也不可能正确认识世界，在认识与行动上总要走进误区，导致失败。奴隶一词并不专指那些被他人役使的苦工和仆人，实质上，用于被自我某种虚构的东西、某些错误的意念所奴役的人也很恰当。这种精神上的奴隶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每一个人都难以彻底逃脱，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如鲁迅指出的那样：“不悟自己之为奴”。我在《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一书引言中讲述了这种感受，最后以一首小诗结束这篇引言： 

    悟己为奴寂寞时，惊呼自己不相识。 
    五十方悟归自我，惟望传书醒后知。 

　　这也正是我要向青年朋友反复重申鲁迅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在于反思的原因。 
　　鲁研界普遍用“反抗”来概括鲁迅精神，而我的朋友、当代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却主张用“反思”。因为他觉得“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这一点倒与我不谋而合。我也主张把鲁迅概括为“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我们之所以形成共识，就在于不约而同地认为“反抗”仅是现象，“反思”才是本质。“反抗”的现象是形形色色的，像工人绥惠略夫那样“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的反抗者，和张献忠那样“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于是就开手杀，杀……”的起义者，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鲁迅不仅不希望其有，而且是极端憎恶的。因为这种反抗，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结束不了至今为止的“争夺一把旧椅子”统治阶级的革命，像鲁迅所预言的那样使“革命”陷入“革革命的命”的无穷轮回之中，让人民遭受越来越深重的灾难。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却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反抗，一种坚决反对压制和扭曲人性、反对扼杀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反对专制与黑暗的反抗。这种反抗，目的不是为了“争夺一把旧椅子”，使自己坐上奴隶主的位子，而是为了打破历史的轮回，使人类进入健康、合理的科学发展阶段，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那么确定，那么坚韧，那么老练，就因为他的反抗是经过深刻反思的，而不是盲目的，冲动性的。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要分清这两种反抗，首先就须对历来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进行深刻的反思。鲁迅与魏晋时代的嵇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生中九次校勘《嵇康集》。鲁迅无论是在精神气质、思辨方式还是辩难文写法上都深受嵇康的影响，同时，鲁迅又从嵇康那里汲取了经验教训。他绝不会像嵇康那样因“忤世之狂”“率性而行”，招来杀身之祸。鲁迅深刻总结了中国传统士人“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历史教训，深知人心，特别是统治者、权势者的心，主张“韧”，用“壕堑战”。既反对“请愿”，又反对“请谥”，强调“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有人曾嘲笑鲁迅只敢骂军阀下面的文人，不敢骂军阀，挑动鲁迅去骂军阀；又有人表示看不起鲁迅，因为他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没有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还曾经要求鲁迅发表支持声明。可是鲁迅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着精神的独立与冷静、坚实的作风。倘若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自觉史的角度，重新观照从孔孟、老庄、韩非子，一直到孔融、嵇康、阮籍、黄宗羲、曹雪芹、龚自珍、章太炎等等的个人秉性、历史境遇与人生遭际，就不难悟出鲁迅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为了解自己也最了解周围环境的明白人，一位最为透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的人，一位最善于反思又最善于反抗的人。关于这一点，真应该写一部专著加以深透的研究。因此，鲁迅的反思精神在今天就格外具有现实意义。只有经过这种带有深邃哲学意味的深刻反思，才能把中华民族所反复体验的痛苦的历史感受，提升到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而不是停留于感伤和叹息。从而以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自觉性避免历史的轮回，开辟新型的未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鲁迅那种深刻的反思精神，对20世纪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对宇宙中出现地球人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做一下整体性的带根柢性的全面反思。使自己从“本能的人”提升为“自觉的人”，清醒的人，“真的人”！总之，一个明白人！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也正是鲁迅的信仰与理想。 
　　因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读鲁迅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读鲁迅，不要仅仅注意一些枝节，或者因为一些琐屑问题，而看不到鲁迅最本质的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义。抓住最主要的思想看本质去读，正是我们读鲁迅的正确读法。 
在论说鲁迅的当代价值的最后，我不禁想起了美国学者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的《塞莱斯廷预言》(1)，这是一本启发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方法进行反思和深省的书。书中叙述了几个西方人在秘鲁寻找一部古代手稿的故事。这部手稿记有九条关于人类历史的真知，其中第二条是：“将我们的现有意识放入一个长远的历史视野之中。毕竟，当90年代终了的时候，我们将要结束的不仅是20世纪，而且还是一千年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将要终结的是整个第二个千年。”要理解历史，就必须回溯到公元1000年，然后按历史进程经历的整个千年进行思考，并对未来的第三个千年进行展望。 
　　这里说的“千年意识”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以“千年意识”对鲁迅20世纪之初的精神进行观照，才可能理解其中的价值。作为青年思想家的鲁迅，在世纪之初对“质化”倾向的批判和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乃是鲁迅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中最后一个百年之初，对前一个百年、即19世纪的回顾，对即将开始的一个百年、即20世纪的期望。然而他的视野绝对不仅仅局限于百年之内，而是更加广远。因为百年对于一个人是很漫长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必须具有“千年意识”，从千年的高峰上观照前一个千年的最后一个结束和后一个千年的最早的一个开端，将我们的现有意识放入一个长远的历史视野之中，从千年的历史跨度鸟瞰人类社会，才会看到人类尽管会经历无数曲折，出现种种偏至，但是人奴隶人的不合理社会终归会被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所替代。鲁迅所坚持的社会正义和公正的立场，他所向往的既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和“无阶级社会”，他对人类史前期里种种荒谬性的批判，都是引导人类走向合理性的座标。人类倘若连这样的立场都不坚持，这样的信仰都不要，这样的理想都否定了，就会更加无法认识和克服蒙昧时期的荒谬性，无法走向自觉，这样即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也会遭到破坏，人类最终会被自身的荒谬性毁灭。只有怀有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坚持社会公正的原则，才能促使人类社会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也才能从实质上理解鲁迅精神。 
　　鲁迅说过：“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1)我们应该记住鲁迅先生的这一教诲，坚忍、认真、韧长，怀着“千年意识”准备做韧长的斗争，认识到要实现未来的美好社会，就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会是非常漫长的，不能以百年计，而须以千年核算。我们必须正视人类社会的这一必经之路，紧紧抓住现实。“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2)。正是为了实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美好理想，我们才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因为心中怀着美好的理想，所以才坚决贯彻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可以预见，鲁迅精神不仅在下一个百年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在下一个千年里也将愈加显现其理性的光芒。他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关于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有知人之明的谆谆教导，以及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的反抗黑暗的“韧”的精神，不仅在当代，而且在以后很长的时期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那么，我们在读鲁迅中主要学习些什么呢？ 
　　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反对“瞒和骗”的反虚伪精神。 
　　二、看事情总比别人深刻一层的科学的思维方法。 
　　三、鲁迅说：“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没有理性的反思就没有理性的反抗。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也说过：没有审视和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我们从鲁迅先生那里首先汲取的是科学的反思精神，获得精神的自觉和思想的独立。“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应该以这种精神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准确位置和前进方略。 
　　四、位置和方略确定之后，注重实力，以“缓而韧”的持久精神去实现自己 
　　和人类的远大理想。一定要坚持正义，反抗黑暗，但是既不要“请愿”，也不要“请谥”，只是埋下头、沉下心，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学一些有益于中国和世界的扎扎实实的知识，做一些有益于中国和世界的扎扎实实的事情，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 
　　以上就是我多年读鲁迅的体会，不妥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