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会开幕以来，谈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热潮就一直没有退过。

“现在国内绝大部分大学还不具备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但建设一流学科，可操作性就强多了，只要拿出标准来，大家就能向着目标努力。”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松灵在政协教育界别小组会上说。

王松灵所在的政协第40小组一共有38位委员，绝大部分来自高校。

从第一场小组讨论会开始，几乎每一场，“双一流”建设都会成为大家发言和讨论的主题。

而王松灵所说的“标准”，是现场委员们提及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

制定标准要放宽眼界，着眼未来

“过去，我们还在考虑学术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我记得当时SCI（科学引文索引）是从南京大学开始做起来的，到今天，我想南大可能也关心有几篇SCI文章出来，但是他们的眼界肯定已经不限于这个水平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说。

钱峰认为，中国目前的高校水平跟当下的国力是比较匹配的，在很多排名上，清华、北大已经在亚洲地区名列前茅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应该在新的状态下来考虑发展目标，如果还是拿着以前的状态来看学校发展，会出现偏差。”

现场，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吕建回应道：“南京大学搞SCI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中国的科研院校都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们的科研走向国际？最后找到SCI这样一个办法。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已经很少说SCI了，但我觉得它对中国科研走向国际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家看一看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哪里？”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说，“大多数都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

“等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肯定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出来。一流大学跟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敢说是因果关系，至少是相关关系。”丁烈云认为，按照这个思路，只要大学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起到服务作用，甚至能够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到那时，这批大学自然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指标只能作参考，不能绝对化”

在王松灵看来，“双一流”建设要分步走，“先建一流学科，再建一流大学，因为一流学科多了，自然就是一流大学了”。

由于来自一所以医科专业为特色的高校，王松灵在发言中表示，他们非常关注“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的标准问题。“一流学科的评分标准和规范到底应该是什么？评审有什么标准体系？有些一级学科很庞大，比如说临床医学，在一级学科里面是不是按照它的体量来增加它的指数？”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东岭说：“我觉得还存在一个机制问题，因为在学科评估的时候，很多重点大学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吕建曾参加过一次QS（英国一家高等教育分析机构）的活动，当时有个外国专家的话对他触动很大：“所有搞指标的人都是先把心目中最好的排在前面。”

“大家想想，一流大学是先有的，评价指标是后来的。比如，你把耶鲁的优势专业排50名，那指标标准就生存不下去了。”吕建说，“所以，指标只能参考，不能绝对化。”

对吕建的观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璞表示认同，“不能完全由数据说话”。他说，比如引用率的问题，一篇有争议的文章，骂它的人很多，引用率就上去了，有的尖端学科，如甲骨文方面的就很少有人引用。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汝成也表示，有人说世界排名前100的就是一流，但是排名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双一流”建设要结合国际排名和中国的国家需要来衡量。

“双一流”标准一定是特色化的

“我看国外同行评议都在用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一共22个学科门类，有5000多个单位进行评审，进到前1/100的，可作为一个国际高水平标准，相对比较科学。”王松灵建议引进国外同行的评议，“ESI指标应该在咱们一流学科里面作为一个参考，或者是引入一些国际同行参与，这样就能避免形成一些圈子，或者导致人为的干预。”

王汝成则认为，ESI是一个情报检索机构，按照论文发表数评价某个学校、学科在全世界的排名，只是一个指标。“我们要遵循国际规则，但是也要考虑国家需求。有一些学科是国家需要的，但是在排名中不一定能体现。比如航空航天，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也很难拿到世界上去说。”

吕建认为，“双一流”标准一定是特色化的。“复旦有复旦的标准，南大有南大的标准，北大有北大的标准，特色各不相同。要用质量指标替代数字指标，但是又不能完全不看数字，不然就没有效率了。”

当院长10年，王汝成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大学必须回归培养人才的本质。他说，如果大学不重视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哪里来？

他认为，如何把人才培养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价标准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明确的。“现在主要看科研指标、拿了多少奖，但是人才培养没有指标，而且本身有很长的滞后性。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应该让老师将比较多的精力放在人才培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