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围城》结缘。我第一次接触《围城》是在初中，可惜没能读完，只看到开头男主人公“见异思迁”“心猿意马”，就潦草收场。等到高二的时候才认认真真把它读完，一时间感慨良多，却又囿于学业将感触搁置一边。大学则选择“三顾茅庐”，终于有幸谈些只言片语，聊发敬佩喜爱之情。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文中反复出现的精巧比喻。

我认为《围城》中的妙喻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用词的巧妙，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一种是联想的新奇，读来让人觉得玄妙。这两种比喻都在《围城》一书中大比重出现，使作品更显诙谐、幽默。

第一种比喻譬如“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就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蟆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一句，生动形象地将法国人的凶狠外表刻画得淋漓尽致，仿佛浮现在眼前。外国人吃西餐，喜好牛肉熟度分上三六九等，把脸色比作“生牛肉”，不但贴切，还切中了法国人的身份。又如五人赴三闾途中描写“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水涡“麻癞似的”，雨丝密得在水面上“长毛”，更是生动逼真，极具画面感，又新奇有趣。三闾大学之行路途坎坷，偶遇大雨路更是湿滑，行程还有可能耽搁。此处的比喻也贴合了文中人物此时的心情。

第二种比喻是全书中的亮点，作者丰富的联想，将看似不相关的事情类比，得到了出奇的效果。譬如开篇孙太太与苏文纨的对话，“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方鸿渐留洋归来，“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亚当和夏娃都是西方神话里的人物，此处比喻承接了方留洋归来的身份，又充满了讽刺意味。而他的“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则应邀回母校作关于的学术报告。在学校作演讲时，方鸿渐说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不但使自己遭受嘲笑，还使台下记录的女生“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不必详细说明演讲的内容，只用一处比喻便可见方鸿渐语言之污秽难堪。又比如赵辛楣和方鸿渐在辩争时对校长高松年评论道：“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讽刺了高松年的“糊涂”是本来就有的，并非是地位高了才有的。把人的缺点比作是猴子尾巴，不可不说想像力之丰富，作比之精巧。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所说内容，钱钟书在书中多次将抽象的形容借助形象具体的比喻表述出来，不但如此，他还善于将具体的事物抽象化，更具趣味。例如“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此处很容易想到苏东坡的诗句“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文思精巧，又可见文学功底。又如对鲍小姐的描写：“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真理是虚的，赤裸的身体是实的，以虚喻实，可谓鬼斧神工。

钱钟书在他的《旧文四篇》里曾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所在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之处愈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之高超的想象力，是《围城》出彩的不可忽视的必备要素。

《围城》里面充满了精妙的比喻，深刻的简洁和锋利的讽刺。但其中对于女性的见解，似乎又有些过分狭窄。在书中青春活泼，天真烂漫的唐晓芙，可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稍纵即逝，除此之外，女性的角色减损了美感，品性上更是不端。漂亮的女人例如鲍小姐、汪太太，甚至车上那个带仆人的寡妇，都曾不忠。苏文纨的虚伪、矫情；孙柔嘉看似温柔，实则满腹心机。

不只是对角色的刻画，文中多处对于女性的描写，乃至利用女性的比喻，都难免有些刺耳。比如方鸿渐的未婚妻去世，方遯翁说的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赀矣。”而方鸿渐却有“犯人蒙赦的快活”，因此获得留学费用，“方鸿渐做梦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好运气，对他死去的未婚妻十分感激”。一个女子生命的殒落，竟成了他人的好运气，实在令人生寒。又如“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虽然是意在讽刺科学和科学家，却也卑贱了女人。这样借用女子的比喻俯拾即是，譬如“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和“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等等，这些比喻中处处透漏着对女人的戏谑。汪处厚的老婆去世，也出现了一大段的调侃，归纳起来就是，老婆死了是男人的好运气，尤其是文人。好似女人就像男人的衣服，旧了就没了价值，避之不及。

这样对女性的讽刺，太过冷漠，缺少人情味，又不像鲁迅笔下完完全全做一个旁观者，没有半点怜悯之意，嘲讽之余甚至能读出几分沾沾自喜，实在令人心生悲凉。或许是时代原因所致，但是钱先生是文学大家，其妻子杨绛先生又是如此杰出的女性，让人忍不住质疑《围城》中对于女子的讽刺太过辛辣。

《围城》中的巧妙比喻是全文的亮点，值得学习和借鉴。但自认为其中也有些对女性的偏见，讽刺缺乏温度。瑕不掩瑜，总而言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