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6月2日，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李伟应邀做客博雅讲堂第75讲，线上讲述“唐前‘贬屈论’的嬗变历程与价值维度”。本期讲堂由荟萃学院、文法学院联合主办。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总体评价是爱国主义诗人、悲怨文学的开创者和楚辞传统的代表作家，是一个正面的、值得景仰的形象。然而李伟教授指出，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对屈原人格及其文学创作的贬抑、怀疑和否定的认识观念，即“贬屈论”。

“贬屈论”由来已久，通过对屈原作品的阅读，李伟认为，在屈原所处的时代便有质疑屈原的思想观念，如《渔父》篇中虚构的人物“渔父”，向屈原发出了“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的问难，实际上代表当时楚国国内对屈原不认同和批评的声音，这是“贬屈论”的开端和起点。西汉时代从立身处世之道的角度来贬低屈原的观念便是对“渔父”问难的延续。与屈原命运相似的贾谊在《吊屈原赋》的结尾表达了对屈原自杀殉国的不解，认为“远浊世以自藏”才能保全自己并合乎“圣人之德”，西汉末的扬雄同样认为，儒家思想为士人的政治自由提供了理论支持，而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楚国捆绑。从战国后期对西汉，对屈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治选择、立身处世之道，这种观念以士人思考自我的生存哲学为主要指向，是士阶层探索处世哲学和思考个体命运的文化表征。

李伟提出，与西汉相比，东汉对屈原的贬抑更加全面，最为典型的是班固。班固将屈原视为“露才扬己”的“狂狷景行之士”，从人格、君臣关系、文学创作三个方面对屈原进行全面的贬抑和否定。班固的观点在后来得到更多人的回应，并在魏晋六朝时期逐渐展开。魏晋六朝时期的 “贬屈论”在班固的基础上延伸出三个方向：一是在文学上通过贬低屈原及其他楚辞作家，否定了屈原到宋玉的楚辞文学传统；二是对屈原人格和行为的质疑更侧重于从“文人”的角度立论；三是将屈赋与儒学经典进行比较、区别甚至对立，使“贬屈论”呈现出理性化的批评色彩。魏晋六朝“贬屈论”的文化意义在于，以“文人”的视角审视屈原及其创作，突出其文学贡献，纳入“文”的传统之中，但也意味着与“儒”和“德”的剥离。

李伟从社会历史背景变迁的角度，指出从战国后期到魏晋六朝 “贬屈论”的变化发展的文化根源。战国后期到西汉时代“贬屈论”的文化背景是游士文化，诸侯分立、政出多门的历史格局，让士人有更多的政治自由。西汉中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东汉真正成为独尊。屈原的忠烈人格和浪漫瑰丽的文辞，并不符合儒家标准，班固对屈原的批评便立足于此，这也是东汉时期对屈原和楚辞评论的一贯立场。

而在儒学已经褪去了独尊光环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客观准确地分析认识屈原其人其文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贡献？李伟认为，屈原的忠烈人格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代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段是中国浪漫文学传统的最重要渊源——这恰与儒家道德观和审美观形成鲜明对比，但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唐代前期“贬屈论”所批评、否定的，恰是屈原人格精神及文学成就中最值得肯定之处，这是楚文化在战国后期孕育的艺术精神硕果，对后世文化和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伟教授的报告给与会师生留下深刻印象。荟萃学院人文素养班刘丽晨同学认为：“在端午节的前一天，通过李伟教授的讲座，让我更加全面和深刻地了解了屈原的人格精神和文学魅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此次讲座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李伟教授研究学问的别样视角。”汉语言文学专业20级本科生陈骞感受颇深，“李伟教授提醒我们，不要对经典研究有畏难情绪。我们不仅要对新的材料进行挖掘，更要重视对经典的重新解读。李伟教授正是从被大众广为固化理解的渔父入手，发掘其‘贬屈论’的起始意义，正是这种新颖的角度和解读，推动了学术研究一步步前进。”

李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入选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文化与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以上项目7项，出版《文儒演生与文脉传承》《汉唐文学的多维文化透视》等著作7部，在《中华文史论丛》《山东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等CSSCI期刊和重要报刊发表论文近50篇，相关成果获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三等奖、济南社科成果二等奖。